法国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不解决真正的问题,一味「相信政府」能「

2020-07-20 信息生活

在最近的台湾,「暴民」变成一个很好用的词。许多人拿来指责那些敢于冲撞体制的抗议者。很多人往往举出「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民粹主义」(populism)一词,来攻击这些暴民的行为会给国家带来灾害。但在讨论这些暴民的行为是否恰当前,或许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些暴民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何以会越来越多?我们不妨就以让民粹一词闻名的法国大革命经验,来探讨一下究竟如何能遏止暴民的出现。

在谈法国大革命前,先听听马基维利 (Niccolò Machiavelli)一种有趣的分类法。在《佛罗伦萨史》第三卷第一章中,马基维利区分了两种不同的革命冲突。一种是「罗马式」的,而另一种是「佛罗伦萨式」的。他讚扬罗马式的革命冲突,认为这种冲突会让国家在冲突中越趋强盛。而他则抨击佛罗伦萨式的冲突,认为这种冲突最终只有带给国家灾难与破坏。

这两种冲突的差异在哪里呢?马基维利认为罗马式的革命图的是「扩张贵族阶级」,也就是促进阶级流动,让下层阶级能加入社会的中坚,进而扩张能稳定社会的中产力量。因此这种革命最后能导向理性而有建设性的结局。然而佛罗伦萨式的革命,却是要把所有人拉入下层阶级。用简单的方式来比喻,就是一种「我吃不到,那就把锅砸了,大家都没得吃。」的革命。马基维利认为正是这两种目的上的差异,让每个革命的国家走向不一样的结果。

那幺若是马基维利的分类有道理,那法国大革命最后走向「民粹」,是否便是由于这个革命的目的错了?从结果来看,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确实是彻底击垮了当时法国由贵族、资产家、城市中产阶级所构筑的法国上层社会。但这是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设定好的目标吗?历史的弔诡往往便在于事态的发展超越当时人们所希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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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法国大革命一开始的目标,便是一个「理性、中道」的改革。甚至连改革都称不上,因为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其实源自于法国贵族与法皇路易十六(Louis XVI)的内斗。我们不如先来看看是哪些原因刺激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

1. 国家要破产了。,卡隆(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向路易十六上奏,1786年的法国岁入将达到大约四亿七千五百万里弗(livre),而开支将达到五亿八千七百万里弗。

2. 法国物价大幅波动。法国先是经历了1770年代和1780年代连续的穀物歉收,1788则是乾旱与暴雨齐至。唯一丰收的只有葡萄酒,但过度丰收的结果是价格暴跌。法国农民陷入普遍的破产,也造成以粮食为首的物价大幅上涨。

3. 内需消费市场崩盘。物价上涨造成法国的城市平民必须把大部分的收入拿来买日常必需品与储蓄,造成内需市场崩溃,大规模的不景气垄罩法国全境。

4. 自由贸易协议带来的经济伤害。1786年「英法贸易条约」生效,在法国需求疲弱的时候带来大量廉价商品供给,给虚弱的法国经济带来最后一击。法国的本地中小产业几乎全面崩溃。

然而当时法国的「贵族」与「教士」两阶级却享有大量的「免税特权」。因此在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便是法王路易十六试图扩大徵税标準,要求特权阶级纳税。而一开始对路易十六「首开第一枪」的便是这些特权份子。

路易十六在试图召开「显贵会议」,要求贵族乖乖纳税。而贵族为了反击,开始了「贵族起义」到处散发鼓吹「反对君主专制」、「反对中央集权」、「制宪」的小册子与宣传物。

而皇室为了反击贵族,便开始透过「巴黎议会」寻求首都巴黎的中下阶级支持。这便是法国大革命「三级议会」出现的背景。可以说在革命的一开始,法国的中下阶层反而是与皇室紧密合作的。他们共同的敌人则是享有特权的贵族阶级,因此诉求只是「体制内的皇权改革」。这点完全能从当时表达政治诉求的「请愿书」中表露出来:

而在乡村的情况:

而当时法国人对于革命的冷感也反映在三级议会的议员选举上:

也因此在革命的开端,根本无人会预料到之后的革命会走向完全不同的激进后果。但若我们将中间的混乱发展加以整理,则会得到几个诱发革命激进化的轴线:

(1) 特权阶级坚持反改革

在「贵族起义」阶段,贵族以各种论述来捍卫自身。甚至不惜以激进的言词攻击与特权阶级为敌的「中、下阶层」以及「皇室」。这点从革命初期的各种政治文宣以及发生的「雷威荣事件」(Réveillon Riots,或译为「黑维雍暴动」、「通宵骚乱」)的始末中可以看出。

此外从革命初期开始,就一直发生特权阶级透过大大小小的阴谋手段来阻挠改革进行。而每当这样阴谋发生,就更挑起群众的怒火,使革命越趋激进。

其中最着名的就是激发「国民议会」成立的「三级议会分裂事件」。,贵族阶级与教士阶级的议员,故意把平民阶级议员排除单独开会。而到了5月13日,贵族阶级更单方面宣称成立「贵族议会」要求平民阶级只能「派代表列席」。而在平民阶级派代表向路易十六发起抗争后,6月6日教士会议更以要求平民会议派代表去协商「赈济巴黎贫民」的问题,阴谋以此建立由贵族教士主导会议的正当性。这些手段使得平民阶级愤而自行组成「国民议会」。

然而6月20日贵族又透过影响国王,让路易十六封锁原本属于国民议会的会议室。并只以低阶礼宾官通知,来暗喻国王并不承认国民议会的地位。此举便逼出了法国大革命中最重要的「网球场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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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着路易十六又轻信保守贵族的建议,将当时提出改革案的财相尼克尔(Jacques Necker)免职,激发了7月12日由笛穆蓝(Camille Desmoulins)所带领的全面暴动(有趣的是,从笛穆蓝在革命后期不惜正面对抗罗伯斯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的激进政策而被处死,可以看出他若非被特权阶级彻底激怒,他其实并非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人)。而这场暴动扩张到7月14日,才造成「老兵养老院」与「巴士底监狱」的陷落。

在革命前后。这些特权阶级不负责任的发言与攻击言论,还有频频爆发的小手段。不只激起了中下阶层的敌对意识;更在革命开始后,成为坐实各种「贵族阴谋」谣言的最佳根据,而这些谣言成为了革命中后期心理上煽动群众的最佳驱力。

(2) 政权领导者的无能

纵使到了巴士底监狱陷落后,路易十六仍然是法国平民阶级所归心的领袖。这点从9月1日国民会议仍以684对335票通过赋予路易十六对政策具有「否决权」一案中可以看出。而在稍早的7月17日路易十六从凡尔赛巡幸巴黎的游行中,革命派更在议会外墙写出颂扬路易十六为「法兰西国民之父」、「自由民之王」的布置。

但相对的路易十六却一直在立场上反覆不定。最早是路易十六希望透过中下阶级的支持来收回贵族的财政特权,才开启了一连串的事端。但在民众基于贵族打压而开始以自身力量反抗后,路易十六的立场反而倒向贵族。在6月20日的网球场宣誓与7月12日暴动开始后,路易十六都扮演了支持贵族打击平民的角色。而在9月18日与10月4日,路易十六也都发表了对国民议会通过的法案反对的声明。

但是就算如此,到1789年10月前,平民阶级仍然始终相信路易十六能够收拾乱局,将改革导回体制内。但10月2日晚间,在皇后与其他贵族的阴谋下,凡尔赛宫的禁卫军集体宣示重新效忠国王。因此又逼出了「凡尔赛妇女大游行」事件。这次的事件让民众对国王,乃至对当时法国政权的信任感产生彻底动摇。也逼迫路易十六从凡尔赛宫搬回巴黎。

就在如此恶劣的状态下,国民议会仍然试图做出挽回皇权的努力。那就是以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党领导人「米拉波」(Honoré Gabriel Riqueti, comte de Mirabeau)所做的组阁尝试。米拉波持续说服路易

十六与皇后接受国民议会,并在国民议会中为路易十六在新宪法中的权力辩护,试图在两者间找到均衡。米拉波在激进派的威胁下,仍是争取到拉法叶(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Lafayette)的支持,让宣战与外交等权力留在路易十六手上。

但最终路易十六却无法信任米拉波,并接受米拉波努力促成的与国民议会和解。而国民议会的激进派也不支持米拉波组阁,因此在内外交逼下,米拉波因而病死。在病死前,米拉波曾向路易十六献策应该相信法国国民对重建秩序的愿望。纵使巴黎激进派较多,只要路易十六愿意迁到法国其他地方,便能脱离激进派掌握,重建稳健的君主立宪。

但路易十六却在米拉波死后选择背弃法国国民,直接流亡海外。此举直接彻底摧毁法国全体国民对路易十六仅存的一点信任,路易十六至此被视为叛国者。这不只确定了他自己与王后的死刑,更让法国大革命最后一丝回归体制的希望消失,于是法国便陷入了激进革命的阶段。

(3) 改革者的急功近利

在路易十六出逃失败后,法国人民便抛下路易十六,开始寻找新的支持对象,希望能够收拾乱局,早日回复宪政常轨。这时出来竞逐的便是温和的「吉戎地党」(Girondist,或译为「吉伦特派」),与激进的「雅各宾党」(Jacobin)。而当时围绕在两党间的竞争议题则是「路易十六的处置」与「法国对外关係的政策成败」。

当时的法国政治陷入一种诡局。一方面吉戎地党在处置路易十六的问题上处处希望能护卫他的生命。促使法院判决路易十六逃亡无罪。但又为了讨好法国国民,压下雅各宾党的激进诉求在平民中的支持,便暗中策划了网球场宣誓三週年纪念式上的「侮辱国王事件」。又试图营造新政府有力的假象,先是向奥国宣战,又向比利时、荷兰输出革命。此举激发了週遭君主制国家对法国的不满而纷纷对法开战。最后这些自作聪明的政策反而逼的吉戎地政权迅速瓦解。

而雅各宾党所採用的策略就是利用吉戎地党的政策来借力使力。先是利用「侮辱国王事件」所爆发的激情来扩大骚动,製造更严重的对立。接着更利用法军战败与奥军「保卫法国皇权」的政治号召,坐实「路易十六通敌」的谣言。在「攻陷丘勒里宫」,正式让法国波旁王朝灭亡。而之后雅各宾党便藉由「打击反革命阴谋」,开始一步一步增加恐怖统治的支持与正当性,最后终于使得法国大革命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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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史实直接解读,能够得到的「法国大革命激进化原因」,就大致如同上面三种。但若是从更深处来看,则另外又能看到三种原因:

一、无论是路易十六还是法国平民,每个人都试图依赖他人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愿望

从一开始,路易十六在面对贵族特权时,便妄想依赖法国中产阶级与平民的力量来对付贵族。相对的,法国中产阶级与平民在革命的前、中期,也是非常依赖路易十六,一直将路易十六的动向当作收拾乱局的关键。然而这种自己不想承担风险,或自认为无法承担责任的心态,便是造成法国大革命屡次出轨,最终破局的最大原因。因为在每一次事态发生,或是出现圆满落幕的机会时,都因为各方期待对方有所作为,使得最后谁都不作为。紧接而来的就是互相的失望与不信任,造成更大的混乱与冲突。

这种心态也造成后期无论吉戎地党或雅各宾党纷纷走向政治投机的原因。没有人认真的打算面对当时法国一团混乱的宪政、经济、政治问题。只打算靠政治表演或表态来冲高政治支持。这背后的心态仍是认为自己无能面对乱局,而把希望寄託在平民的高支持上。

而平民也一直在寻找能让自己寄託的「强人」,因此当路易十六这个神主牌垮掉后,「恐怖统治者」便成为了平民寄託的最佳对象。而在恐怖统治者也无法压住乱局时,平民便寻找更强悍的「军事强人」,乃至「新皇帝」。这也说明了为何最终拿破仑能够脱颖而出。

二、法国群众当时依赖的对象均为「个人」、「党派」,而非「具体政策」

纵贯法国大革命前后,整个政治讨论的重点仍在「人」的身上。从路易十六怀疑卡隆或尼克尔能否信任;到群众怀疑路易十六能否信任,乃至最终吉戎地党或雅各宾党为了争取平民信任而大玩政治表态。每个人在乎的只是对方的「立场」、「忠诚」、「为人」、「态度」,这些无聊又枝微末节的小事。却没有一个人思考哪一个「具体政策」能够真正解决法国的困境。人的讨论驾凌政策的讨论,也是法国大革命失败的主因之一。

最关键的例子就是在革命中期,米拉波空有圆满解决国王与议会对立的政策。但碍于米拉波私生活淫乱的情圣形象,使得他在议会与皇室间处处受到质疑。相反的由于帮助美国独立而声名远播的拉法叶,空有名声却对当时的乱局毫无对策。因此米拉波必须浪费大笔时间来劝说拉法叶支持他。而等到拉法叶转向时,米拉波生命已所剩无几,最后空留遗恨。

反观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反映出的是开国初期「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争辩的核心始终是「政策」与「制度」。而非杰佛逊、汉密尔顿等人的为人是否值得信任之类的蠢事。由此观之「不以人举言,不以人废言」恐怕才是社会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法国国民普遍对混乱与冲突欠缺耐心

与一般后世的印象不同,法国人当时并非喜欢骚乱。相反的法国人无论在革命的哪一个阶段,都极端的厌恶骚乱。在巴士底监狱刚被攻陷时,以巴黎为首的法国各大城市立即组成「国民卫队」(National Guard),四处镇压暴民与匪徒。而无论前期支持路易十六,或是后期支持雅各宾党,又或是最终支持拿破仑,其实都反映了法国群众在心态上对「秩序」的渴望。

然而正是这种「召唤秩序」的心态,令法国大革命「越来越乱」、「越来越激进」。因为法国当时的问题均是「结构问题」,每一个都要花费时间仔细的拆解,并重新建立健康的社会结构。而在这「拆解-建立」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动荡、骚乱、冲突。但法国民众却对这样的过程欠缺耐心,均要求每一个阶段的主政者务必迅速还给他们正常的秩序生活。因而主政者最后只能诉诸看似又快又有效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政策,又或是「强力镇压」。

但这样的做法必然是造成某些人直接惨遭牺牲,而问题却没有真的被解决。于是又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扑,又召唤更强大的秩序力量加以镇压。于是就在摆荡间,法国大革命由一场简单的皇权内斗,成为了让法国整个社会崩溃的重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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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湾当前的状况。台湾现在最危险的便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开始对学运以来的社会冲突开始感到不耐,希望能快点「恢复常轨」。但台湾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却是横跨「宪政」、「经济」、「国土规划」、「环保」、「外交」、「社会结构」、「世代正义」等全面性的「结构问题」。而这些问题反映的便是几十年来,由于人民对公共事务普遍不积极,放任代议政客与官僚乱搞所形成的危局。

这些问题如果想用简单的方法混过去,又或是如同以前一样「相信政府」。那可是会完全犯了如同法国民众,在开始时轻忽财政改革背后的整体结构问题,最后又盲信路易十六一样的惨况。这种依赖秩序混日子而不想承担改革成本的行为,才是真正会害台湾垮台陷入长期动乱的元兇。

反而是趁台湾尚未走到如此凶险的局面之前,赶快拨出一些时间来关心「政策」,讨论「政策」与「制度」的缺失。从自己开始参与公共事务,并做好长时间全民共同负担改革成本的心理準备,才是让台湾真正能长治久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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