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 让那些想腐蚀或奴役人类的人不得安宁

2020-07-20 F管生活

法国大革命 让那些想腐蚀或奴役人类的人不得安宁

人们很早就开始动摇政府这座古老的大厦,它已经摇摇欲坠,但还没有涉及自由的问题。伏尔泰几乎不去想它。在英国生活的三年让他看到了自由,却没能使他爱上自由。英国自由传播的怀疑论哲学令他欣喜,其政治法律却很难打动他,他发现英国的政治法律缺点比优点多。他关于英国的信劄已成为杰作,而议会是他在其中谈得最少的。其实他相当羡慕英国人的学术自由,但却不怎幺关心他们的政治自由,好像没有政治自由,学术自由也可以永存似的。

哲学家在治国问题上,几乎没有摆脱那些非常普遍且非常抽象的思想;政治经济学家虽然离不开理论,但更接近事实。一些人讲述可以想像的事,另一些人则指出需要做的事。大革命要彻底废除的所有制度都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没有一种制度能搏得他们的好感。

此外,从他们的着作中已经能看到我们十分熟悉的那种民主的革命性格。他们不仅憎恨某些特权,对于区分阶级简直是深恶痛绝;他们崇尚平等,即使是受奴役也要平等;妨碍他们实施计画的事物都必须扫除;契约很难得到他们的尊重,他们不看重私人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他们看来早就不该有私人权力,只有公益事业。

政治经济学家对旧事物不屑一顾。「数世纪以来,国家一直受某些错误原则的统治,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罗纳说。他们从此一观念出发,所有在法国历史中已牢牢扎根的古老制度,只要有一点令他们不满、有损其计画,都成为他们要求废除的对象。

在自由制度的观念在他们脑海出现之前,政治经济学家就已具有大革命进行的所有社会和行政改革思想。他们积极宣导食品自由贸易以及工商业自由放任政策,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他们并不关心,甚至当政治自由偶尔在他们的想像中出现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加以排斥。

大多数人一开始就对评议会、地方附属权力,以及不同时代在所有民族中建立的、旨在制衡中央权力的所有平衡力量持敌对态度。魁奈[1]说:「在政府中设立平衡力量的制度是个有害的想法。」魁奈的一位友人也说:「人们设想平衡力量制度所依据的那些哲学思想都是虚幻的。」

他们为反对滥用权力而发明的唯一保障机构就是公共教育,因为按照魁奈所说:「国民受到启蒙,专制制度就不可能产生。」他的另一位弟子也说:「滥用权力导致的恶果令人震惊,人们于是发明了无数毫无用处的方法,却忽略了唯一真正有效的途径,便是把司法本质和自然秩序放进长期普遍的公共教育中。」他们试图以这种文学性的、混乱难解的话,来取代所有政治保障。

法国的政治自由久遭摧毁,政治自由的条件和效果如何,人们几乎再也想不起。再说,遗留下的那些不成形的残迹、以及似乎是用来代替政治自由的种种制度,都使政治自由变得令人怀疑,并使人们经常对它产生偏见。那时还有三级会议,但大部分形式陈旧,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非但无助,反而阻碍社会进步。最高法院是唯一负责代理各种政治团体的机构,不但无法阻止政府作恶,还常常妨碍政府行善。

借助这些旧的手段来实现他们设想的大革命,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是不可行的。让已经成为革命主宰的平民来实现他们的种种计画,此想法同样让他们不满意,因为很难让全体人民接纳并追随一个如此庞大、各部分关係如此紧密的改革体系。他们觉得利用国王的政府来实施自己的计画更容易,也更合适。

这个新政权不是脱胎于中世纪制度,也没有中世纪制度的痕迹。儘管它有种种错误,政治经济学家却在其中发现了某些好的倾向。和他们一样,新政权也出于天性,对地位的平等和法规的统一表示讚赏,也对所有出自封建制度或趋向贵族制度的旧政权深恶痛绝。像这样组织良好、强而有力的政府机器,在欧洲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对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在法国遇到这样的政府简直是天赐良机。如果那时也像今天这样时兴让上帝干预一切的话,他们一定会说这是天意。勒特罗纳说:「法国的形势比英国好太多了,在法国,瞬间就可以完成改变整个国家状况的改革,而在英国,这样的改革总会受到党派的阻碍。」

因此,关键不在于消灭这个专制政权,而是要使之彻底改变。梅西埃.德.拉.里维埃[2]说:「国家应当按照基本秩序的法则进行统治,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应该拥有无限权力。」还有人说:「国家必须认清自己的职责,然后就可以让它拥有充分的自由。」从魁奈到修道院院长博多,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同一类人。

所谓的民主专制是一种特殊的专制形式,中世纪时仍闻所未闻,但到了政治经济学家这里已经习以为常。社会不再画分等级,不再有阶级的标记,不再有固定不变的地位。人民皆由差不多相似且完全平等的个体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认为是唯一合法的主宰,但所有能使他们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权力却都被剥夺了。他们之上有一个不可取代的代理人,此人能以人民的名义做任何事情,无需徵得其同意。监督这个代理人的是无形的公众理性,对他做出裁决的则是革命,而不是法律。他在法律上是一个从属的代理人,实际上却是个主宰。

阔别巴黎已久的伏尔泰以为公众精神还停留在他离开时的样子,然而却不是这幺回事。法国人不再只是希望政府进行改革,他们开始想亲自处理事务。显然,已做好全面準备的那场伟大革命即将爆发,不仅得到人们的拥戴,还由人民亲自发动。

我认为,从这一刻起,这场将使无论旧制度好坏皆统统灭亡的彻底革命,已不可避免。还没有做好充分準备的人民,既要实现全面改革,同时又不摧毁一切,这是不可能的。专制君主倒是可以成为危害较小的改革。对我来说,当我注意到这场革命在摧毁众多与自由相矛盾的制度、观念、习俗的同时,却也废除了自由赖以存在的许多其他东西时,我始终认为,如果革命由一个专制君主来完成,而不是以人民主权之名由人民亲自发动,我们或许更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

当法国人对政治自由的爱好重新被唤起时,他们已经设想出不少有关政府的观念。这些观念不仅与自由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几乎是势不两立的。

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只承认人民;除了公务员,没有其他贵族阶级。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领导着国家、保护个人。他们既想成为自由人,又不愿抛开这个观念,只是试图将此观念与自由的观念相调和。于是,他们试图将一个无界线的中央集权和一个有裁决权的立法团体合在一起:官僚行政和选民政府。作为整体的国民拥有所有权力,作为个体的公民则被限制在最狭隘的附属地位中;对国民,人们要求其具有自由人民的经验和美德,对公民,则要求他具有忠诚的僕役品质。

我知道,当人民没有好的管理者,自然而然就萌发自治的愿望。但这种对自由的爱只是根源于专制制度引发的某些特殊而短暂的弊端,向来不会持久,必将与引发它的偶然事件一起消失。人们看来好像是热爱自由,其实往往只是痛恨主宰。为自由而生的民族,其所憎恨的,正是依赖的痛苦。

古往今来,某些人如痴如醉地眷恋自由,是因为自由的诱惑力,及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带来的利益没有关係。这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说话、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注释

[1]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重农学派创始人和重要代表。

[2]编注:梅西埃.德.拉.里维埃(Pierre-Paul Lemercier de La Rivière de Saint-Médard, 1719-1801),法国重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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